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英]保罗·威利斯 | 秘舒 凌旻华 译 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作者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明仕国际娱乐解释了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作者简介:
  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是民族志期刊创始人兼高级编辑1977年出版学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1978年出版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论文世俗文化1990年出版大众文化2000年出版民族志的想象力,讨论如何用民族志如实展现“活生生的日常文化”
  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华两位译者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性跨纪元变化,文艺科学界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以试图理解“中国的重大转型”,我的书能在这个时机被译介到中国,真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我从未到过中国与其直接讨论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国现状,还不如借这个前言来概述一下学做工的一些主题和重点,这可能对你们--我亲爱的中国读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经历的时刻最为有用我没有从某一特定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概述,而是秉着一种多学科或者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对我所选择的方法论的活力和未来至关重要学做工正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例证,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我和马茨·特朗德曼共同创办编辑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学术杂志① ,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学科的边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在我内心,我希望鼓励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学科界限,并担当起重塑民族志这一艰巨而美好的任务,将大多数人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时的经历和文化描绘出来,而这些经历和文化通常是隐形的
  文化与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国的民族志学者能重新审视“文化”这一备受争议的术语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它自成一体对文化实践和过程,尤其是社会底层空间的文化实践和过程的重视,引发了一明仕亚洲官网手机版简单但具有革命性的问题:“什么是明仕国际娱乐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掌权者对他们所做与所说的”“他们是如何引导明仕国际娱乐对他们的看法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最终将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论若要复原底层被统治群体及他们的人性,学者必须和他们一起,在共处和互动的过程中以开放人性的态度去理解他们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
  意义创造的文化实践并非在抽象中运作,也不是无中生有地变出意义来它们不是在个体大脑中或大脑间流动的电流“意义创造”源于象征性的物质过程和行为就像劳动过程中的物质生产一样,文化层面也有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事感官上的实践,用象征性的原始资料生产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满足有用的人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明仕亚洲官网手机版”是意义和表达,它们不仅自身具有价值,同时对人类理解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也多少有用
  我认为,文化生产的文化实践,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可提供的制约和条件洞察这一概念试图在分析的某一时刻捕捉到文化生产的推动力,从而揭示文化所依赖的,及定位文化的结构元素这些“洞见”嵌在他们的“民间”知识实际“常识”和“将就”使用的意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文化形式对于后学科批判性民族志学者来说格外重要,这并非因为它们保留了一套奇怪的习俗,或者实体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为学和历史学记录下来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对自身生存状态而言至关重要的身体力行的洞见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实际生动就地的方法如果对一个现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记录感兴趣,那么就必须在认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种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那么你就不必烦心去做田野调查如果你相信关于孩子们所作所为的制度性或意识形态上的解释,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调查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处境的,而这些方式无法被预知,甚至还可能“令你惊讶”这种文化是如何为自身处境建构意义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种意义建构在这种情形下,明仕国际娱乐是如何认识到有可能出现一种由行动者根据自身处境创造出的中断差异地方性知识的,这些对于外界而言,无论是在官方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还是在商业的层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过反学校文化的调解,学做工一书中研究的“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力,判断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于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释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场:乐趣娱乐“找乐子”
  文化生产过程的“原材料”以及随之而来的洞察以各种形式出现:可塑的口头的文本的音乐的它们的来源亦纷繁复杂:历史的和当代的本土的和舶来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明仕国际娱乐不应低估历史文本中的“珍宝”口述史的资源,以及老一代传下来的建议意识形态的叙述和文本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很多文化生产中使用的象征性资源仍未被社会科学分类命名,但它们却是对记录真实生活的民族志的补充在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等常见类别中,经由社会传承而形成的特定传统和延续至关重要它们在把其他各种象征材料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征意义②由于它们服从于文化生产的作用,因此所有这些资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态,被放入产生新型混合形式的接合中资源如何被组合,通过何种实践出于何种目的被组合,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极具民族志意味
  关于文化层面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理解”结构位置的过程不仅“揭示”了过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提供维护和再生产它们(依据权力组织起来的位置和关系)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家伙们”的明仕国际娱乐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洞察的形式恰恰也为他们进入下层经济结构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的洞察直截了当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不必承受那讽刺性的社会再生产的狭隘耻辱了他们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会解放
  除了与对抗洞察学校要求高度相关外,反学校文化中的反智态度也成为了“家伙们”的第二天性,并在从学校过渡到工作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他们的形体风格态度和价值观起导向作用这个模式驱使他们终其一生朝向某种经文化调解经验感受形式的意义创造发展危险的是,这种反智态度使得整个世界被分为两派:脑力的和体力的对各个阶层的处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象可能看起来无谓而遥远,这种想象不能用体力来触及解决或理解更为实际的是,所有需要动用脑力的工作,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看似都只是无聊的文书工作--“谁想整天被纸张文件所包围”这使得“再次”回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变得更加困难和不可能“家伙们”的反智主义使他们以及和他们相似的群体向体力工作妥协,一辈子在没有前途的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英国现在有很多长期失业甚至永久性失业的明仕国际娱乐
  明仕国际娱乐从民族志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正是由于旧事物的更新和变革具有连续性波动的稳定性和辩证性因此,民族志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关乎文化实践到底在“理解”结构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关乎同样是这些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讽刺性地维护了那些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一明仕亚洲官网手机版具有广泛意义的政治问题:在未来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循环中,这一平衡如何转变成被统治者的优势,在何种条件下对文化生产的洞察可能转化为政治意识和实践,并被动员起来中断社会再生产,而不是反过来强化它
  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简化还原的理论:彻底的不确定性对民族志观点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许产生主体创造力和选择的不确定主观因素对于宏观理论家来说,这些可能仅仅是以一些范例来“解释”的幻觉,而这些范例只是证明了他们认为本该存在的事情,毫无“惊讶”可谈一些简单开放具有生成力的机制(创造性洞察再生产)在结局各不相同的群体中反复出现,如果明仕国际娱乐对此予以理论关注,那么就足以涵盖各种可察觉的结果--这些结果会激怒那些坐在摇椅上的理论家,使他们生产出更复杂的理论,也会让民族志学者心怀讶异地走进田野
  我主张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严格限定,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义来自于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们的主观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截然相反如果你愿意,意识形态也能反方向流动,被压制的主体和受压制的地位也能通过他们的文化形式享用认知上的资源,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寻求异议,或者根据受压迫者的利益或视角用某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重新阐述
  我所主张的观点有悖于后结构主义的很多观点尽管在某些方面,学做工与后结构主义都先见性地对象征性表达的生产和再生产感兴趣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象征性表达是以一种鲜活主动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以内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观察客体和人工制品的功能,以及话语的关联,并对它们新的表达抱以“好奇之心”--明仕国际娱乐关注的不是表达的书面形式,而是在历史的世俗背景在具体情境中,表达是如何通过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动摇和扰乱的交叉,颠倒,出人意料的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当的情境中做出不恰当的夸张,在两个极端间转变,监督他人发表特定话语的影响,以及在那种情形下的重组和重新排序--所有这些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话语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题材,都能生产出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思想,这些都悬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间常常难以把握永远无法知晓的关系这样制造出来的意义不能被统治关系或是任何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的内容和“主体位置”所同化此处可能是“人本主义”民族志实践和“反人本主义”的后结构主义之间无法实现合作的领域但是,民族志必须把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生产实践视为最重要事物实践使所有象征资源屈服,尽管这些资源可能正顽强地遵循内部“语法”来展现某种为了实现社会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现它们特有的内部脚本那些被抽象探讨,即使是被在混合关系中探讨的孤立的话语,通常会有明显的参照,并与脑体分工含蓄地勾结在一起脑体分工描述了对脑力劳动的建构和表现,是与实践的关键结合,也正是这种实践,使被支配群体与众不同归根结底,民族志就是要关注那些行动的主体及他们的“惊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种推论没有民族志这个后盾,后结构主义就只能在人类主体缺席的情况下主张多样性和创造性我完全意在展示主体在形成象征体系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类社会主体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时是足够成熟的
  这并非在为本质主义的人本主义辩护意义的创造自我的意义和自我认同并不能自动地富于表现力地从人类自身之中生发出来洞察亦非完全形成于先在的统一主体当人们以某种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条件按自己的潜能和目标而追求自身完全发展的时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无预见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随意发生了“认同”并不先于此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并重塑学做工一书中,“家伙们”洞察探索和展示结构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构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话语参照被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往往“无意识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碍于他们从属的历史位置和关系,工人阶级和底层行动者无法产生自身所必需的自决的“纯粹”且“表现阶级”的文化他们借助于各种话语和“已建立”的象征资源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那些令人惊讶的潜能事先无法想象的“双重”意义来展示自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意义早已存在,当然也没有留下“工人阶级文化”著作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强加的条件挣扎求生的时候,现存的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古怪地间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会结构的各层面例如,面对学校时,“家伙们”的直接目标不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寻求乐趣转变“找乐子”,并向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或是学校具体制度中的种种限定提出挑战他们不想成为课堂中的出色学生,而是想成为好“哥们儿”在那样的追求中,对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生动洞察”与劳动力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得以实现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启示,无法被口头表达出来,几乎只能作为文化所依赖的隐性前提来分析--这就是其成员就自身而言,对世界如何运作所作出的无意识假设
  无论通过何种隐蔽的逻辑过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于确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愿意,它们就会因与它们的因果关系的随意性截然不同的缘故,在实践中被扩展并不断地被“再选择”它们“标志”着文化不仅产生社会有效性,也产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较之于那些特定社会条件的可获得的文化选择或官方选择,它们也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好的“理解”--通过认同和实践的可行性,营造心理和真实的空间这种“标记”亦使他们更有可能被攻击为社会的对抗力量,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独特文化实践的防御性,并且由于某种自我惩罚而更加封闭和自我压抑
  性别
  性别关系男女分工与其他分工之间的关系,是学做工一书的核心这可以被视为本书最主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即性别类别与资本主义类别--特别是脑体分工--的意义重合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类别,而脑体分工反过来又限定了性别形式的意涵本书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种必要方式,形成于那些工人阶级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一种与劳动力的独特分工脑体分工独特的国家构成相关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气概对于“家伙们”来说,男性气概可以就他们认为自己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发挥作用,因此男性气概在阶级的情景下被调动起来男性气概的象征结构有助于体现“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并且为这种反抗注入额外的力量男性气概赋予“家伙们”驾驭女性的轴心力,但是也给予他们某种感受的现实基础,至少是一种较之于其他明显更为成功的男性--如老师和“书呆子”(循规生)--的模糊优越感这种反应具有明确的逻辑,对反抗学校企图实施的控制极为有效,而且它也为自我评价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非脑力的依据,为抵抗他人对自己的贬低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有时候极强大的表现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先于性别和阶级的组合,因而真实的社会效应便随之而来一旦形成,那“强硬”或“粗暴”的男性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定型化的社会关系,会被证明是极为不可改变难以驾驭和持久的自此以后,无论形势如何,男性气概及其反映都会有助于组织同一整套防御性/进攻性反应此外,在学校中形成的反智主义和“家伙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对于“家伙们”而言,体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种男子汉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则是女性化的这些性别化的关联彼此强化又互相锁定,于是造就了一种性情和敏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续一生对于“家伙们”来说,在他们注定的从属命运中,脑力劳动不但成了毫无疑义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们”的观点,即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仍被视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费体力受剥削薪水极低的体力工作却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其野蛮本质也得以掩饰
  英国的情况仍然如此:学生被强制性地禁锢在学校这个非自然的环境中在学校里,压力将不同的社会和象征关系拼凑在一起,全然不考虑个体在心理上如何挣扎求生,而这些个体历经苦难,将周围的象征性资源积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将性别作为像防弹衣一样的防御机制--这就为那些与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阶级男性积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烦但是,这无一处于历史或经济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所有这些组合都可以按不同顺序加以安排这就开启了一种偶然性的文化政治